严继慈之子严禄光院士向严继慈先生雕像敬献花。杨天鹏/摄

1977 严继慈。中国科学院大学供图

1981年11月27日，严继慈出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首届研究生毕业典礼并获得毕业证书。中国科学院大学供图

严继慈去世二十五年后，他曾经居住过的北京后石胡同的老院子还在。 院墙上有装修的痕迹，门上还涂满了鲜红的油漆。 一棵老树伸出了大半个身子，伸展着光秃秃的枝干，像一只大鸟护卫着自己的巢穴。

这个院子距离长安街不远。 春秋两季阳光明媚的日子，70多岁的严继慈经常拄着备用拐杖去长安街散步。 他走得很快，“一高兴就用铁杖头点地”。 冬天，他常常在这个院子里砸煤、劈柴取暖。 他也会穿着棉袄坐在那里看报纸或者看天空。

1985年严继慈搬出时，这里已是年久失修的“危房”。

后来房子恢复了，但他无法搬回这里，也无法熬过1996年的冬天。这位出生于晚清、成长于民国的老人，谁见过第一个亲眼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新中国五星红旗，闭上眼睛，周围环绕着众多重要人士送来的花圈。

他以多种方式被铭记：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建筑物、道路、奖学金和小行星，他的雕塑矗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9年CUSPEA同学聚会上，有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严老师是我的恩人”。

近日，纪念他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礼堂举行。 其子严鲁光等10余位院士在会场落座。

“两弹一星”创始人之一钱三强称严继慈为“先生”。 他与钟生标、卢学山、钱林钊、吴学林、杨承宗等10余人均被严继慈推荐到国外著名大学留学。

他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的奠基人之一。 徐悲鸿称之为“科学之光”，物理学家潘建伟院士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典范”。

时间在他身上投射出光芒，拉长了影子。 人们试图抢救这些历史中的光影，似乎想从中找到什么。

艺术

不止一位家人提到严继慈是个寡言少语的人。

当他的孙子去看他时，他有时只是坐在他身边。 “我们跟他打招呼，他问了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后，他就坐下了。” 如果他能坐着不动，他就可以继续坐着。

他的儿子曾推测，这与他出生在农村，说的东阳话不太好听有关。 曾有下属发现，凌晨三点，严继慈还在练习背诵当天上午会议的发言稿，以便让别人更好地听懂他的东阳话。

他不会唱歌、跳舞、打牌，也很少看电影或戏剧。 他确实喜欢看报纸，偶尔也会和别人讨论，“但通常只有几句话，而且显得很沉默。”

他也看电视、听广播，但只听新闻。 他有句名言：“花得比你应该花的多，得到的却比你应得的少，这是一种浪费。”

有人说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甚至到了巴黎也没有让他变得浪漫”。

但如果不看严吉慈的话，很容易相信他是一个不苟言笑、严肃甚至有些保守、无聊的人。

严姬写的很有爱。 他有很好的文言文基础。 齐猛先生是台北大学的学生。 他的新小学二年级就开设了英语课，但毕业后同学们互相赠送古体诗仍然很流行。

他在大学期间写了两本书。 一本是《初中算术》，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直到1940年才被教育部指定为“官方教材”，并行销东南亚； 另一个是“几何证明问题”。 《法律》（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大受欢迎，以至于在出版50多年后，严济慈不得不应出版社的要求，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重印。

后来他又写了大学用的《普通物理》、中学用的《高中物理》、《初中物理》、《初中物理化学读本》等。

严继慈的儿子严禄光在与人交流时，经常听到对方脱口而出：“哦！我在学校学的是严继慈的物理。”

严吉慈的文很有趣。 在他的书中，他这样解释“没有绝对大小”的数量：“猫的平均寿命是八年。十岁的猫寿命很长，但十岁的人仍然很长。”一个孩子。” “再比如火车的平均速度，每秒50英尺，那么每秒30英尺的火车一定是慢速火车；但如果一个人能跑得这么快，他一定会在远东运动会上获得冠军。”

这位科学家在写论文和写书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要写一本好书，就应该创新，以自己的风格来写。 您不得到处复制、剪切粘贴或拼凑在一起。 写书就像酿酒。 蜜、蚕吐丝……采花酿蜜，可以说是博采众长，吐丝结茧，真正‘一气呵成’。” “除了数字、公式和表格之外，还要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讨论问题。 当别人读你写的书时，就好像他们在听你说话。”

在法国期间，他每隔几天就会给当时的未婚妻、后来的妻子张宗英写信，写下一封《致法国的情书》。 一位年轻人拿着这本书来“教育”他的丈夫，“看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如何跟他的妻子说话的！” 他1995年出生的曾孙女李思敏读后说：“如果我的曾祖父不是一名科学家，他就会成为一名诗人。”

他也是一位科普作家，为杂志撰写了近20篇学术评价和科学政治文章，以及一些科普文章。 他批评国民政府的《论共同共同体》，反驳《科学国际化吗？》 》被奉为“经典”，“被众人传诵和称赞”。

严继慈写的最出色的应该是他的学术论文。

他的博士论文《电场作用下石英变形及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曾震惊巴黎学界。 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生产的石英振荡器可用于控制和检测无线电波的频率/波长，“就像广播电台的心脏”。

由此，他成为中国研究晶体压电效应的第一人。

1927年回国的船上，同为回国的徐悲鸿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名人”，并为他画了一幅素描，称赞他是“科学之光”——这是耐人寻味的评论。 颜吉慈小名穆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科学也是他所追求的光明。

当时有句话说：“到南京做官，到上海赚钱，到北平做秀才”。 1930年，第二次留法归来的严继慈来到北平研究院。 当时的北平非常安静，大部分北平人还保持着“传说中的旗人风俗”，“待人以礼”。

严继慈曾任北京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后来他写信给居里夫人索要一些含镭的盐样和放射性氯化铅，还筹建了一个放射实验室和一个镭研究所。 他和几个年轻人正在东皇城根部的小世界里进行研究。 钱林昭、陆学山、钟圣标、钱三强、杨承宗等都是他的助手，都是他推荐的出​​国留学的国外著名大学。

周末，有朋友来看望他，张宗英说，“除了在家吃饭、大小便、睡觉，周日也在实验室。”

他在巴黎读书时也是如此。 胡适曾在饭桌上感叹：“穆光，你真不容易，在巴黎的花花世界里，你还能做一个学者。”

颜吉慈回答说：“只有在巴黎这座繁忙的城市里还能学习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想必，严济慈也很享受。 他曾写道：“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无聊呢？还有什么比支配宇宙的自然法则更令人着迷呢？自然法则的和谐与真实让小说显得如此空洞，神话显得如此缺乏想象力！”

那是他科学生涯的黄金时代。 从1927年到1938年的12年间，他的名字与53篇科学论文一起发表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重要学术期刊上，并被中外学者引用。

他就像写书一样追求“新”。 他“不能永远是别人的尾巴”。 。 这就是自主研究，可以使中国在科学上独立，脱离殖民国家。”

曾有人评论说：“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物理学前几十年的成就主要是少数人的影响，颜继慈就是这少数人之一。”

骨

在“乱世”，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来学习是一种奢侈。

当“七七事变”的枪声从卢沟桥响起时，严继慈正在法国。 许多法国朋友都劝他留下来，“到处都是战争，你现在回去能做什么？”

这是他第三次面临去留的选择。

1923年首次赴法国留学。“庚子事变”后，留学救国的呼声兴起。 有人喊道，“今天出国留学是头等大事”。 到大学毕业时，中国留学的风潮已经从日本转向欧美。 他的老师何露建议他去法国留学。 其他老师熊庆来、胡刚富也用自己的积蓄资助他。 熊庆来甚至当掉自己的皮袍寄钱。

严继慈在给张宗英的信中写道，“离开祖国后，我才发现我有一种东西，叫做祖国，还有祖国的可爱”。 “当今世界充满了侵略性武器和怪物，没有科学就不可能建设国家。”

1927年载誉归来的严继慈，受聘于四所大学。 当时，他每个月能挣880元——这也是严继慈一生中收入最高的时期。 他很快还清了留学期间欠下的债务。 1929年，严继慈与妻子张宗英再次赴法国。 他说，这次他是代表儿子去的。 “科学已经在中国扎根了，到了我儿子这一代，中国的科学水平提高了，他们不再需要了。” 后来，他回到中国，扎根于北平。

此次，严继慈从法国经越南抵达昆明。

他要“与四千万同胞共同抗击国难”。 “虽然我是一名学者，不能到前线建功立业，但我会立即回到祖国，与千千万万中国学者一起，为神圣的抗战贡献力量。” 我们的微薄之力。”他的言论被媒体报道后，日本宪兵驻扎在他北平的家门前，他的女儿还没来得及见到就被毒死了。

那时的昆明也不太平。 日本轰炸机就像食人秃鹰一样，每隔三天就在上空盘旋一次，时不时投下一串串炸弹。 严继慈把从北京迁来的物理研究所安置在一座破旧的寺庙里，并“完全转向战时工作”。 敌机一走，大家就回到研究所继续打磨镜片。

当时住在严家的程奎柱记得，严继慈“经常天黑或者深夜才回家，有时回家就会陷入苦思，体重明显减轻”。 后来她才知道，他正在物理研究所学习应用光学，研制抗日急需的军事仪器。 “他说，一个人再有才华，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科学就无法为国家和正义服务。”

他和钱林钊共同设计制造的中国第一支高倍显微镜镜头就这样诞生了。 王大珩说：“光学品质可与国外知名厂商的产品相媲美。” 这里制造的500台1500倍显微镜被送往前线医疗阵地和科研机构，1000多台晶体振荡器被安装在广播电台和警报器中，300多套军用测距仪和望远镜被运往我国和印度。 缅甸战场。

这也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批光学仪器。 “过去，它们必须进口。”

1946年，国民政府授予严继慈星辰勋章。 后来，有人在他北京的家里看到了这枚奖章，随意地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他的孙女颜惠英后来从别人那里得知了这枚奖牌的故事，“爷爷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起过。”

抗战结束后，严继慈非常兴奋，“他非常期待能像抗战前一样回到实验室做实验。”

但他等待的却是内战、物价飞涨，而北平研究院每月的经费只有360块金元券——每个研究员每月的研究费用大约是60块金元券。 在那句“背着一袋钱，什么都买不到”，“连买个大饼都不够”。

此前，严继慈受邀赴美国讲学。 “实际上，这位可怜的中国学者饿得瘦了，要求吃面包和牛奶”，这让他“非常生气”。

1948年9月，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宴请新当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严继慈也在其中。 路上，前面停着一辆小汽车，院士们乘坐的是大卡车。 他们在车上开玩笑说，“大人坐小车，小人坐大卡车”。

有不明人士找院士谈话，邀请他们去台湾。 院士会议结束后，7人赴台湾，12人赴海外。 严继慈先是因故回到昆明，后转往香港，在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经天津返回北平。

“反动政府把读书人当作花瓶的把戏，真是玩到了极点。” 严继慈后来说。

1949年9月，郭沫若提议严继慈参与中国科学院成立的组织领导工作。

但严继慈还是想回到实验室。 他说：“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涯就结束了。”

“但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那岂不是一件更大的好事！” 郭沫若的话让严继慈感动。

今年10月1日，严继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张宗英说，那天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在天安门广场的欢呼声中，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严继慈的人生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真实的

离开实验室后，严继慈又有了许多新的工作和头衔：如中科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技术科学部主任等。 、副主席……后来，他正式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身上没有任何“官方”的东西。 他的衣服不多，有的已经穿了二十年、三十年了。 他经常使用的钢笔是20世纪50年代他出国召开“保卫世界和平会议”时送给他的纪念品。 后来，根据他的遗嘱，他将毕生积蓄10万元捐给了东阳中学颜继慈物理奖基金。

他的孙子将这理解为对这些外在事物的“无求”。

严吉慈的生活也很规律、简单。 80岁以后，他每个月仍然去中科院工作几天。

“读书、上课、上实验室，仅此而已。直到后来回国，甚至到了晚年，他基本上都过着一个乖巧的学者的生活。” 他的家人曾经写过。

1939年在昆明生活时，严继慈曾对一位步入仕途的东南大学同学说：“希望你能保持学者的本色，不要涉足官场。”

他内心仍然是一个学者。

他没有“官架子”。 他到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上任的第一天，就让在中科院兼职的茅以升在所长办公室设立了一张类似的办公桌， “为他的上任创造必要的条件。” “我们应该向工程界和工业部门的专家学习更多。”

两人当时居住在长安街南北，同为九三学社成员。 每次茅以升回家商事，严吉慈都会送他过长安街。 “两位老人会在路边继续讨论，然后毛先生会把他的祖父送回长安街北侧继续讨论。” 直到现在，颜惠英还记得他们当时的兴奋。

晚年，严继慈经常应邀出席各种学术会议。 对于上午 9 点的会议，他经常在 8 点 45 分到达。 有人担心他累了，建议早点离开，但他仍然坐着直到会议结束。 “你希望别人听你说的话，但你不必听别人说的话。没有这样的事情。”

当他见到老师熊庆来时，他的表现仍然“像个小学生一样恭敬”。 “文革”期间，熊庆来受了委屈，很多人怕受到牵连，所以严继慈每年仍然去拜年。 熊庆来去世后，熊家后人召集了20多名学生，但只有严继慈和华罗庚来了。 为了给熊朝学老师平反，他也去找了胡耀邦。

家里的保姆经常算账困难，严吉慈就帮她算； 严继慈给孙子写信时，总是称呼他“你”，署名“你爷爷”。 他要么在家吃饭，要么回到东阳老家，和大家坐在一起。 吃饭时，他会等大家都坐下后，才一起使用筷子。 “他不会催你，他只是坐在那里等。”

“文革”期间严继慈被保存下来。 颜惠英觉得，一来他做事能干，二来他的“礼数”非常彻底，“大家都非常喜欢他”。

他没有文人的傲气。 与严继慈见过三次面的潘建伟甚至觉得他“很可爱”，“手很温暖、很柔软”。

但严济慈有着学者般的固执，在是非面前也很“真实”。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耳读”、“穿墙看书”等伪科学理论。 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觉得这些“特殊能力”可以用来“召唤魔法”。 ” 怀疑。

1981年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他与于光远、李昌站在同一边，抢着麦克风与个别科学家和院领导进行“激烈、尖锐、直接的辩论”。有关部门谁支持这种“特殊职能”对抗”。

他在报纸上看到，我国有关部门正准备与外国签订合同，处理核废料并埋在我国，以换取发展我国核电工业的资金，于是他连夜写了一封信来反对它。

有一次，记者金涛到严继慈家里做客，“恰巧遇到几位高官怒气冲冲地从严继慈的客厅里走出来”。 后来他得知，这些官员前来就核废料问题向严继慈“游说”，遭到严老的坚决反对。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不仅高尚，而且务实。”潘建伟说。

李政道在给严继慈90岁生日的贺信中写道：“有真人，才有真知。”

分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景象——

各种水果、零食、奶茶、娃哈哈都会出现在3米高的颜吉慈铜像上，尤其是在大考之前。 有一次，当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读的谭某去给“严济慈”送外卖，发现一位学长正在向“严济慈”抱怨物理太难了。 她怕打扰别人，所以就匆匆离开了。

五六十年前，颜吉慈也在这所学校创造了奇迹——

60多岁的严继慈教授物理课。 班级总是爆满。 可容纳200至300人的大楼梯教室里站着很多人。 “连其他学校的学生和助教都来这里听课。” 为了抢到前排的好座位，学生们早早就去预留座位，让四个系的班长不得不安排一张前后左右同时滚动的座位表，“就像换了一样”排球比赛中的位置。” 赵忠贤、白一龙、郭光灿、王振熙、陈立泉等两院院士坐在观众席上。

讲台上的严继慈总是“不按常理”，不按教材办事。 他经常从中间或结尾开始。 他反对看剧本，强调生动有趣。 他认为讲课是一种科学的演讲，教学是一种表演艺术。 一个好的老师应该像一个演员。 当他登上领奖台时，他必须“进入角色”并“嚣张”。

一位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学生说：“听严老师的课比去餐馆吃饭还舒服。”

严济慈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大胆”的教育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至安徽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旧址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严继慈任首任院长。 1977年，年近八十的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全力办好研究生院》的文章。

他把研究生院变成了“没有围墙的学校”。 在他的坚持下，“文革”期间受到审查的李培走上了讲台； 应他邀请，李政道、杨振宁等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 如今，这所研究生院已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并被誉为“专门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颜惠英说，那也是她“最听到爷爷爽朗笑声的时候”。

参与创建研究生院的同志经常回家与严继慈讨论问题。 每当工作有新的突破、新的成绩时，爷爷就会对她喊：“惠英，带茅台来！”

他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时，提出要举办世界上前所未有的“00级”。 招生不分专业，鼓励学生注重基础课程的学习，打好数学、物理基础； 后来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少年班”，建立了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完整教育体系。他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实现教学互利。如今，“少年班，科学”科技精英班、100%自由选择专业等，已成为科大人才培养的名片。”

在那个没有托福和GRE的时代，严继慈和李政道共同发起了中美联合赴美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为中国学生开启了赴美留学的大门。改革开放。

“没有严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说这话的时候，已经80岁的刘雨桐还是有些激动。 由于“文革”遗留问题，在CUSPEA选拔考试中名列前十的他，因没有档案而无法接受政治审查和申请护照。 是严继慈做出了直接申请护照的决定，尽管他们素未谋面。

2019年CUSPEA同学聚会上，刘雨桐举牌感谢多年前去世的严继慈。 颜惠英看到后感动落泪。

“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常常感到自己在教育和青少年培养方面做得不够。” 颜禄光等人在书中写道。

他鼓励年轻人“勇于志存高远，善于实事求是”。 “如果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由于教学原因，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他的野心不会越来越大，而是会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年轻时从意气风发变成胆怯，那就误导了孩子，辜负了年轻人，辜负了党和国家。”

他很高兴自己晚年仍能亲自教育和培养后人。 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张与大学生的合影。

颜惠英总听他说：“我在科大和研究生院的同学，男生都想成为爱因斯坦，女生都想成为居里夫人，我怎能不爱他们呢？”

即使不是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严吉慈也不吝惜自己的“爱心”。

“文革”期间，被监视的严继慈一有机会接近年轻人，就鼓励他们读书，并偷偷找工具书借给他们。 当时，有一个学生趁别人不在的时候，请他解释一下。 后来，这名学生于1978年成为第一批留学生之一。

90多岁的严继慈很少出差，但他仍然前往安徽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在合肥举行的国家级鉴定验收仪式。 雪下得很大，天气很冷。 他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他的“掌上明珠”，“每次来到这里我都看到她焕发出新的光彩”。

生命的最后10年，他7次回家乡，7次到东阳中学，4次到浙江师范大学。 每次与师生交谈，他都习惯站着讲话，有时长达2个多小时。 他曾开玩笑说，这样站着，“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你，你也可以看到这张美丽的脸。”

在潘建伟看来，严继慈影响了很多东阳学子，东阳中学很多最优秀的学生都报考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对我们的影响后来变成了精神上的事情。” 2018年，他在《朗读者》中读到了爱因斯坦的著作《我的世界观》，并表示“谨献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老校长严继慈教授和我所爱的人”。

近日，纪念严继慈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礼堂举行，严继慈主持开幕式并颁发毕业证书。 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表示，严继慈当年种下的“科教相长”的种子，已长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大学两棵参天大树。和中国科技。

79岁时，他写下了一封自愿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有读者来信问，80多岁的科技工作者为什么要入党？ 为什么今天有人认为党的威信下降了，我们还要入党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Yan Jici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我此时加入该党”，该文章于1980年在《中国青年日报》上发表。年轻人达到科学峰的所有科学道路，并认识到科学的未来属于科学青年。”

家

Yan Jici对他的孩子的教育并不那么“谨慎”。

但是，许多人羡慕的是，Yan家族也被称为“小科学学院”。 历史学家周·古兴（Zhou Gucheng）曾经为他写一首诗：“五个儿子接受了帝国考试并开始学习，一家小型医院的名称为考试。”

Yan Jici的长子Yan Yan Youguang毕业于Tsinghua大学数学系，后来从事军事和国防领域的科学研究； 他的第二个儿子Shuangguang毕业于南卡大学，是一家重要的国防工作工厂的副首席冶金学家，然后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 他的第三个儿子Sanganang死于婴儿期。 第四个儿子Siguang从Yenching University政治学系毕业后，在美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第五个儿子Wuguang从北京大学物理学系毕业后在江苏学习，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高能量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 第六个儿子Lu Guang毕业于苏联苏联电力部电力部，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电气工程研究所的主任和研究员，并于1991年当选为院士。

Yan Jici一直认为父母不必担心孩子的事务。 “当然，当时的社会氛围很好，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好。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们接受任何教育或工作的活动。”

但是，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中有Yan Jici的痕迹。 “严兄弟的闲暇时间类似于父亲的闲暇时间。他们都喜欢阅读和解决问题，尤其是外语和数学问题。”

“知识和学习有什么区别？” Yan Jici问Yan Luguang，他从莫斯科学习，即将开始工作。

Yan Luguang惊呆了。 Yan Jici说：“生活中有不同的阶段。学生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知识，学习各种知识并理解一些原则。因此，您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获得各种知识。它不是'知识是否有用。解决。 ”

Yan Huiying说：“他说话不多，但他会在关键时刻给您指导。”

在工作日，张Zongying主要负责儿童教育。 Zhang Zongying是东南大学的第一位女学生，也是著名的教育家Zhang Heling的女儿。 “小时候，有一个女孩在家里编织头发。” 18岁那年，她积极参加了五月的第四运动。 她爱上了Yan Jici并结婚了。 之后，她主要照顾丈夫并抚养孩子。 她的家人曾经说过，如果不是为了他们，张Zongying可能会成为科学家或社会活动家。

Yan Jici在给Zhang Zongying的一封信中说：“回顾过去的25年，我为您多种方式感到抱歉。简而言之，您的牺牲使我成功了。我的成功是假的，您的牺牲是的。

他的第二个儿子Yan Shuangguang去世后，Zhang Zongying感到非常难过，以至于他的身体受损。 当Yan Jici要求水或药物时，他晚上起床安排。

1984年，张Zongying死于病，Yan Jici将她的灰烬的一半带回家。 “其他人根本看不到他的悲伤。” 葬礼几天后，他照常上班。

但是经过两次动作，张Zongying的纪念室和文物由Yan Jici亲自安排。 至今，两者和明信片Yan Jici到处都寄给了Zhang Zongying的信件。

Zhang Zongying在餐桌上的座位一直是空的，即使假期里有很多人要吃东西。 在此之前，他们两个彼此坐在。

后来，一家人得知：“当他每天早上起床时，他第一次在母亲的肖像前鞠躬三遍，然后在开始他的一天的活动之前坐在肖像旁边坐了三到五分钟。” 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住院，昏昏欲睡，并在96岁时去世。

最后，两者被埋葬在一起。 墓地上有一棵“双树”。 从根部延伸的两个分支比碗的口厚。 在树下的墓碑上刻有四个大字符 - 科学之光。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