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0 09:20

基础教育,路在何方?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教育已经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包括高等教育也已经进入普及化。

当前中国教育的“短板”是乡村教育,乡村教育的“短板”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不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就无法实现教育公平,同时会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接受更好教育的需要和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高水平高质量普及。

如果说,过去40年,中国教育发展,主要解决的是教育的规模、数量问题,那进入新时代后,教育发展,主要应解决质量问题,要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发展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普及高质量的高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首先必须有问题意识,要以问题为导向,清醒地看到我国教育的问题所在。

比如,对于基础教育发展,由于我国学生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组织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获得不错的成绩,上海曾两获全球第一,最近一次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四省市作为一个整体也获全球第一,有不少人就认为中国基础教育已经全球领先,从而忽视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重学科知识教育,轻个性、兴趣、想象力、好奇心培养的应试教育倾向,以及事实上存在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

2. 重非义务的高中教育,超过义务教育以及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的三年毛入园率2018年为81.7%,所有幼儿园中民办园占一半)。

4. 教育管理和人才评价等级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学校被分为三六九等,学生的发展和成才选择单一。

目前基础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采取升学教育模式,就是围绕升学来组织教育教学。

在升学教育模式中,地方政府发展教育,就会追求升学政绩,进而会围绕打造升学政绩而配置教育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重视高中教育,而不重视学前教育的原因,因为高中教育能获得现实的升学政绩。

我国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要把发展均衡的义务教育作为首要职责,但到目前为止,义务教育不均衡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实际上还存在重点校、重点班,原因在于均衡不利于出“尖子”。

2019年10月23日,马云在2019国际校长联盟大会现场表示,全世界的国家和政府教育资源应该向幼儿园小学等基础教育倾斜,如果一个国家过度把资源放在大学、研究生培养上,是不可能有前途的。而如果升学教育模式不变,就很难真正调整资源配置方式。

比如,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学前教育师资严重短缺,教育部的官方数据是幼儿师资缺口190万。

近年来,我国高校也加大了学前教育专业的建设力度,包括进行学前教育免费师范生男生的培养,然而,幼儿园男性幼儿教师的比例只有约为1%。其根源是幼儿园教师待遇太低,不少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月薪只有2000多元,公办幼儿园教师的待遇也低于义务教育教师。

过去10多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多次提到制订《学前教育法》,可到目前为止,《学前教育法》尚未出台,难点在于怎么界定政府发展学前教育,包括0~3岁幼拖教育的责任。

如果要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那在教育总经费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减少对其他教育的投入,这就牵涉到教育理念的转变。

我国1994年出台的《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

马云曾在杭州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演讲上表示,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是,成绩不好的人才会读师范学校,中国应鼓励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师范。

任正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教育就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是党和国家的基本责任。中国将来要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教育的手段和商品是另外一回事情,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得到尊重以后,大家都想去做教师,几十个人竞争一个教师岗位。只有教师的待遇得到提升,才可以使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

我国于2012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GDP4%,到2018年,已经连续7年达到这一水平,但从全世界范围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4%这一比例并不高,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4.1%,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

概而言之,教育投入不足,以及教育支出结构的不合理,是我国学前教育师资短缺,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农村教育薄弱的直接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发展教育的理念。

我国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但发展教育的思维还是精英教育思维,对应这一思维的就是升学教育模式。

在升学教育模式下,城市的基础教育严重应试化,具体表现就是学生的学业负担沉重;农村的基础教育则被边缘化,具体表现是乡村学校萎缩,农村孩子进城读书,与此同时,在我国有的农村地区,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其逻辑是考不上好的大学(没有前途),就不读高中,不读高中,也就不读初中。小学读完,初一、初二辍学这一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回潮。切实降低农村学生辍学率,是我国教育面临的比较紧迫的任务。

毫无疑问,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需要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尤其是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与此同时,还必须改革升学教育模式。

这是一项牵涉面极广的系统工程。在我国公共话语体系中,农村孩子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离开乡村”,甚或是”离开这个鬼地方”。这意味着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发展无关,是对学生进行“背井离乡”的教育。

在这样的教育导向下,农村地区的所谓“教育强镇”、“教育强县”,是当地教育“越强”,当地经济越落后,因为人才都离开当地到城市里去发展了。

近年来,我国也在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但是,乡村学校还是在萎缩,很多有条件的乡村家庭会想办法送孩子进城读书。有人认为这是城镇化进程的必然。

但深究背后原因,这是升学教育模式推动的结果。在升学教育模式下,城市学校的学生的考分要比农村孩子高,因此家长会送孩子到城镇学校读书。

而关于乡村教育的未来,也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乡村教育全面城镇化,让所有乡村孩子到城镇学校读书,这就是所谓的“教育移民”,这本质是放弃乡村教育,二是办好每一所乡村学校,对孩子进行乡土教育,让乡村有教育气息,这是发展乡村的思路。目前看来,在各种现实利益的推动下,不少地区选择的是第一条路。

我国整体教育应该更重视职业教育,但遗憾的是,在升学教育模式中,职业教育被视为低人一等的教育,在中考中,中职不被待见,在高考中,高职不被待见。

比如,近年来各地学生家长都抱怨中考时的普高录取低,而其实,相比国家确定的普职比1:1的目标,我国中职招生已经萎缩,目前普职比为6:4左右。

这种教育模式不变,不管怎么发展教育,都无法缓解全社会的教育焦虑,同时,学生所学的知识,会主要派考试、升学的用场,而难以“致用”,比如乡村孩子就会觉得,如果考不上好高中、进好大学,所学的知识派什么用场?提高职业教育地位,根本途径在于取消教育等级化,破除“唯学历论”。

具体而言,我国应该减少对教育和学校办学的行政评估、行政评审,减少“教育工程”和“教育计划”,比如以前985工程、211工程的实施,就导致学校身份固化,制造学校间的不平等,同时加剧社会的“学历情结”。

在谈及中国教育发展时,还有很多人提到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这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可以运用于教育之中,提升教育质量,扩大教育公平;二是人工智能发展倒逼教育改革,否则按当前模式培养的学生在未来找不到工作。

而从现实看,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教育,不是用来提高教育质量,而是功利地用于“监控”学生的课堂纪律,提高学习成绩,依旧服务于应试,而由于社会、学校、家庭追求的还是升学,因此,所谓的课程改革、教材改革,大多是“新瓶装老酒”。

最近因防控疫情,各地学校都延期开学进行“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轰轰烈烈的在线教学,折射出我国整体教育崇尚知识教育,而忽视知识教育之外的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

教育不应只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更应该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生生存,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创新力。这要求发展教育必须摆脱功利,要回归育人,促进受教育者人格和身心健康发展。

中国有很多像任正非、马云这样心系教育、热爱国家的(民营)企业家,企业家对中国教育的重视、关注、投入,对解决中国教育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我看来,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有四方面力量,一是政府的力量,二是学校的力量,三是企业家的力量,四是社会机构的力量。

其中,企业家的力量十分重要,一方面,企业家投身教育,会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关注教育发展,比如,马云公益基金会推出的马云乡村教育计划,就带动更多社会人士重视乡村教育发展。另一方面,企业是教育的最大“用户”,从学校走出的人的素质如何,将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源建设,企业家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不只是履行社会责任,也是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因此,企业家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不只是捐钱、捐物、设立奖学金等等,我认为更大的贡献,应该是参与到教育改革中,包括“宏观”的教育和人才评价改革,倡导新的教育价值观,比如企业带头破除学历歧视,重视人才的能力和综合素,以及“微观”的教育教学改革,比如推进产教融合,参与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教材编写、师资建设和实验实训平台建设等等。

举例来说,资料显示,到2020年前后,我国集成电路行业人才需求规模约72万人,但现有人才存量只有40万,缺口将达32万。不少人据此呼吁,要加大集成电路专业人才培养,可是再一看,我国高校每年从集成电路专业领域毕业的学生却有20万,但20万毕业生做本行的,只有3万。

问题出在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供需“两张皮”,集成电路专业的毕业生有的不愿意选择去芯片企业,觉得薪酬不高,而芯片企业也嫌弃刚毕业的学生不能马上上手。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2016年,教育部等七部门曾下发《关于加强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意见》,要求要建立以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学科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构建“芯片、软件、整机、系统、信息服务”产业链的要求,加快培养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及其装备、材料等方向的专业人才。

这就要求企业参与到人才培养中来,但有的企业在乎短期效应,不愿意投入精力关注长线的人才培养。

在新的时代,发展中国教育,需要有全球化的视野。要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也就必须推进中国教育国际化。

做到这一点,最为重要的是,要借鉴发达国家治理教育的经验,推进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大博士。主编、编著、著作图书30余本,包括《大学生创业》《高中生涯规划读本》《教育的挑战》《教育公平》《谁来改变教育?》《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等, 是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等报专栏作者。